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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回首——东来谈支教（二）

                                                    ——关于组织者

          谨以此文感谢所有支持我，支持我们志愿者工作的人。

          一年多前，当我又站在上海的土地上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怅然若失。或许我会很骄傲很自豪的历数我曾经做过的想过的，或许我会自负的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优秀的志愿者，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掩盖我内心的空虚。因为我觉得我能做更多。太多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现实，我要为这个现实的改变付出点什么，所以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剖析一些东西，不希望再有下一个我。

                                                                                                                                                           ——是为题记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能记起一年前的三个问题——作为支教者的我们，能为孩子们带来什么，能为当地带来什么，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当时的我还是一个支教者。对于我这样的支教活动的执行者，问题里面有工作，也有收获，足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也承载着我一年的感悟。

          一年后的今天，当我又一次静下来整理思路的时候，我的角色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在这一年里，我回到了甘肃支教团——以组织者的身份。而就在作为一个组织者度过的那几个月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不但是因为身份的改变和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在生命历程中，理性终究会战胜冲动，对于支教这个话题，我觉得我需要再认识。

铺垫了那么久，文章的中心终于应该出现了。还是问题，还是三个，不过之前的那个“能”字变成了“应该”两个字——我们应该为孩子们带来什么，我们应该为当地带来什么，我们应该为自己带来什么。“能”是一种无畏的勇敢，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与信心，一种对结果满怀浪漫的憧憬。而“应该”，却是在现实压力下的妥协。或许我可以换个更理直气壮的口吻，“应该” 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更多的闪耀着的是理智的光芒，而非青春的冲动。

我觉得这三个是作为一个组织者应该问自己的，只有给出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才有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才有了执行的依据，才有了考核组织工作的标准。而这些都有了，都做到了，才算是对组织着的身份，对志愿者，对受援地问心无愧，才算是做好了组织者的工作，是一个不错的衡量指标。

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缺失的组织者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我在支教的时候，曾经和人说过这句话。我也相信很多做过支教的人，都很想说这句话。因为如果想做好支教这件事情，那么需要面对的问题之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工作之烦琐都可能会超出想象。这个时候，最想要的是有人能帮一把。强者毕竟是极少数。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孤单，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可，每个人都需要鼓励和支持的声音，有个可以倾诉，可以商量，可以获得帮助的对象。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倾诉或许简单，但商量就会难上很多，毕竟有价值的建议不是那么容易提出的；或许同伴可以商量，但能搭把手的人却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很多想做的事情想解决的问题，都超过了能力的范畴，然而却连能求谁都不知道。对于志愿者来说，满腔热血无处挥洒，这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支教志愿者其实很少有教育专业的人，教书对于大家而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更何况还有很多其他生活学习工作的问题。所以重要时刻，总想要扶一把石头来继续前进，但是关键是，石头在哪？

在支教者视野里缺失的组织者，其实应该是支教这个活动中的那块石头，是天然的倾诉、商量以及获得帮助的对象。支教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它背后的义务和责任，其实都是组织者在组织支教活动的时候需要考虑的，而对每个支教志愿者负责，对每个受援地负责，也是组织者需要做的。因为支教不同于普通的志愿者工作。它需要长期性，有效性，专业性，它要求责任心，知识背景，能力和爱。而这些，只有在组织者的支撑和帮助下，才能够保证每一个支教者都做到，都做好。不能完成这些的组织者，我的意见只有四个字：高抬贵手。省得事情还没有做好，就把牌子砸烂了。

组织者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支教活动的发起人，NGO或是志愿者组织，共青团一类的政府机关等等。我觉得，国内官方支教志愿者的组织工作做的并不好；而各个高校的支教团、民间的小团体，同样也缺少让人满意的表现。可以说，组织者的缺失是国内志愿者工作，以及支教工作陷入瓶颈的主要原因。发起活动和招募人手的工作可能的确开展的有声有色，但没有人对目标进行设定，没有人对过程进行组织，没有人对效果进行评估。平平安安送去，开开心心接回来，成为了组织者工作的所有内容。只问有没有，不问好不好。这种充满中国特色的套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支教这块也不能免俗。每年无数的志愿者送出去，大把大把的钱花出去，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是现状。

凡事有果必有因——组织者的问题

          或许在回答组织者的问题出在哪里之前，我们应当先分析一下志愿者组织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存在的。志愿者精神本身是源自于较高层次的感情认知、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而志愿者组织，也应当是这种精神在组织上的衍生，承载的是人们对奉献与互助这一伟大而崇高理想的追求。因此，进行志愿者组织工作的人，必须要本身至少能够满足较低层面的基本需求，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时，才可能稳定长期高效的执行。国外运作的非常好的基金会，以及有为的慈善家，几乎都源于富裕阶层。而国外的志愿者组织组织的活动，几乎都以确保志愿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前提。因此，满足生活需要，是个不可回避的前提。

          以这个前提来分析国内的现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绝大部分支教活动，源于三类组织者。第一是我们的国家政府，第二是大学社团以及学生组织，第三是社会团体。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以及各级政府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几乎都是共青团管理的，这是第一类，也是规模最大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大学生支教团，都是从第二类来，覆盖范围可谓最广。第三类最杂，有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个人举动，有一些宗教社团的工作，有大型的基金会，也有一些外国NGO进入中国实施的项目。

          就第一类组织者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支教组织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部分。比如地方政府或是大学官方的志愿者工作往往归属于团委，但是对于团委而言，志愿者工作并不是其工作的重点要点，更不会是出成绩的点，有了只是锦上添花，做的一般也不会影响工作成绩。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基层办事人员不可能把支教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除非他们本身对志愿者工作有强烈的认同感，愿意为此付出，但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并没有什么机制来保证。同时，基层团组织本身是考察党员干部的基地，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志愿者工作的基层组织者变化的速度很快，有能力的人往往刚刚熟悉工作就要调到他用，无能力的人总是敷衍了事，甚至越做越差，这些情况也都存在，这些对支教工作是非常致命的。

          就第二类组织者而言。无论是实施者还是组织者，大学生社团中的学生本身生活状况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类活动依托于学校，最大的好处在于大量有热情的青年，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学生在学校，在一个组织的时间并不会太长，一两年，两三年，大部分学生在这个方面都是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大学生本身第一第二层次的需求往往是依靠父母，而大学中逐渐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把这个需求寄托在自己身上的过程，因此往往青涩的时候最渴望做志愿者工作，而成熟了迫于生活和学习工作的压力，反而要离开志愿者组织的工作。更有很多人，参加志愿者组织还有大量比较私下的目的，比如好看的简历、经验、甚至追求伴侣，这也为整个组织工作的职业化，专业性带来了巨大的不定因素。

          相比而言，最为稀少的第三类组织者，反而是相对较为成熟的模式，但是由于中国的志愿者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国情也相对比较特殊，专心服务的少而沽名钓誉者多，因此导致了这个工作的开展非常缓慢。当然，其中也涌现了很多好的团体和活动，但是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国外专业志愿者机构、教会组织或是NGO的影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国内做大的两块支教组织工作，事实上却是最没有驱动力的两个人群在做。组织者缺失的问题，也正源于此。不改变这个大环境，或是不解决驱动力的问题，支教很难走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再来看看国外。国外NGO的管理层是非常稳定，管理和组织这类活动往往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内容，因此能做到长期、稳定和专业。比如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短短二十年间，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从乌托邦开始——我的理想结构

导致目前这个状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有长久以来志愿者体系的问题，也有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更有经济基础的问题，但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觉得是对志愿者的理解和志愿者工作的定位产生了偏差。在我们传统的观点里，志愿者工作就应当全部是志愿者来服务的，无论组织者和实施者。因此做的时候一窝蜂上，计划之类的都是事到临头再去规划，或是参与实施的人中的一些，自愿出来做组织工作，做完以后，大家都要回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于是一窝蜂撤，缺乏总结和评估，没有计划性。在这样的模式里，事实上组织者和实施者的界限被模糊了，身份被混淆了，项目全部变成短期的头脑发热行为，延续性和稳定性全部丧失了。

但支教恰恰最忌讳这个模式，支教工作的延续性这很重要，每个支教者的时间都只有一两年，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大多数志愿者不可能一辈子支教。新的志愿者是为了保证延续性，然而这个延续性事实上并没有实现。每个新的志愿者都在重复前任志愿者的迷茫与探索。历任志愿者的经验和工作的延续，需要组织者的作用才能实现。

          因此明确组织者和实施者的界限，我认为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组织者是职业的，长期的，稳定的，有计划与目标，本身就具有责任的。实施者是志愿的，热情的，短期的，有能力的，本身是为了付出而不求回报的。这一对身份是对立的，但却统一在奉献与服务的志愿精神上。

          在我的理想结构上，有两对组织者和实施者。第一对是国家和NGO机构。国家是有责任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的，是长期的稳定的，是需要制定目标和计划的，更是职业的。但国家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调用巨大的国家机器去做很多细节的工作，因此，在这一对结构里面，国家负责制定计划，负责引导和监督。而NGO组织与机构相对国家来说，是短期的，是有志愿者精神与意识的，是能够去完成很细节的工作的。国家利用政策扶植帮助NGO组织，为NGO组织的顺利工作和发展提供优惠条件，为NGO组织在那些需要志愿者服务的地方提供便利。NGO组织在此基础上，完成自己本身的工作，做好志愿者服务，扶贫、支教，根据实际的细节和环境制定自己独立的策略，更灵活规划自己的发展。

          第二对是NGO某一特定活动的组织者和普通志愿者，也就是志愿活动的实施者。同样的，NGO组织本身应当是稳定的，长期的，工作人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组织这些活动时他们的工作，因此是专业的，也有做好这份工作的责任。事实上，这就是完全照搬的西方NGO组织的机构，他们本身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通过投资，捐助来获得经费，雇佣专业人员进行相关活动。这些工作人员对某个特定的活动进行规划，宣传，招募，派遣，援助，以及最后的评估。而志愿者个体是短期的，热情的有能力的，他们需要实际的为了这个志愿者活动的实现贡献自己的能力，定期向组织者汇报，接受评估，同时可以随时向组织者要求援助，接受相关的专业培训，以及联络沟通的平台支撑等等。

          在这样的结构中，政策面的引导性和实施面的灵活性得到了兼顾，活动的稳定性和新鲜血液的热情得到了兼顾，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和组织者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平衡，自上向下的计划和自下向上的反馈得到了平衡。而且事实上，每一个层面的雏形都早已显现，国家对于慈善基金会组织本来就有捐款免税的政策，宣传上面的优惠，国家最近对NGO的扶持，志愿者活动组织的专业化，志愿者机构的兴起，相关专家学者的支撑，大学平台等等都为这个结构的最终实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唯一缺乏的，只是职业志愿者的成熟，相关机构的放手，NGO组织的成长，以及恰当的时机和壮士断腕的勇气罢了。我们可以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组织者终将有正名的一天。希望这一天能够快点到来。

有所为——组织者的职责

          当今的社会，我们的志愿者工作和支教事业确实得到了许多关注，无论是资金、人脉还是政策的扶持，无论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家人和朋友的鼓励，还有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努力，都让我们受宠若惊。所以我们每个人志愿者都曾经自信满满，觉得自己能做出不少的事情，但是很遗憾，以我一个过来人的眼光看，真正自己觉得满意的人，并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支教本身的结构有问题，当然有很多东西，并没有我们讨论和改变的余地，因此我们继续讨论组织者的话题。支教的组织者，作为整个支教活动最有力的支撑点，作为支教团队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作为支教方向的指路人，他们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的责任也是无可推卸的。我们这些支教者，大多都是未经世故的大学生，人生大部分的时间也只是在学习中度过。某些时候，真的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可笑，敏感，脆弱，迷茫这些词语用在我们身上也毫不夸张。我今天敢于在这里以一个老志愿者的身份和大家谈论支教，这中间我走过的弯路，遭遇的挫折，做过的反思，真的用去了我太多的热情、时间和精力，当然这一切是有价值的，但是我更觉得，我们应该能够用某种方式去减少这些消耗，让我们的支教工作更有效率，更有效果。而另一方面，我们简单的生活让我们只有简单的社会关系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社会上的人，有许许多多社会上的资源，也正在迫切的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志愿者工作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可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沟通与联络，我们也缺乏必要的渠道和人脉，我们更不知道我们能将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哪里。在这个时候，组织者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觉得好的组织者要做好三个角色：导师，中介，保姆。好的导师能够给你一个前进的方向和思路，却又不会扼杀你的创造性，当你需要指引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经验，知识和眼光，给你指出问题，和你一起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好的组织者也需要这些，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当一名合格的老师，或是其他任何我们志愿者可以扮演的角色，我们都会有许多既定目标，也会有许多我们的想法，更希望能够做许多的事情。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合适的目标和方向是有限的，想法和操作是受限的。前人有着太多可以借鉴的东西，这就需要组织者帮着志愿者一起鉴别，分析，收拢想法，合理安排，最终达成最有价值的目标。

          当你需要一些你不熟悉的东西，或是希望能完成一些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中介会适时地出现。他们本身就靠积累信息和人脉，囤积素材为生，也能够敏锐的看到双方合作的需求和前景，是这个社会不可缺乏的要素。组织者同样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完成这个工作。毕竟志愿者有的大多是知识、热血、奉献精神，而缺乏背景、资金和支持的，而许多有责任心的社会机构和企业，正在逐渐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社会上也有许多人，有能力也愿意支持支教事业；除此以外，志愿者机构之间，志愿者和政府之间，都有着大量可以拓展的关系。因此，如何合理的联络志愿者和其他各类组织机构企业个人的关系，如何规划资源的合理运作，就像商业社会的中介一样，组织者在这方面是需要有大作为的。

          最后就是保姆的角色。志愿者是坚强的，但也是脆弱的。身体，心理，感情，方方面面都可能会有问题。我们要求志愿者坚强，要求志愿者拥有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要求是苍白的。在现实的面前，突如其来的问题总是需要一些外力来帮忙解决得。如果组织者能当好保姆这个角色，那么一切就会顺利很多。

          除此以外的，更多的是日常的管理和维持工作。以及计划，宣传，招募，选拔，派遣，奖励，联络，募集善款，总结等等一系列流程上的工作。这样的运作究其本质，和一个政府部门或是企事业单位是非常类似的。更多的偏重人力资源或者管理学方面的方方面面内容，当然，志愿者也有其特殊性，简而言之，选择最合适的志愿者，激活人力资源能级，做好更方面的组织和支撑，从而将志愿者价值最大化，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

          分析，永远都是为了执行服务的。上面谈了许多，说了现状，说了问题，说了原因，说了目标，事实上都摆脱不了一个问题的影子，那就是组织者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实际的操作中，因为所谓的理想结构不过是个理想，事实上国内除了国家认可的七个大型的慈善基金会以外，并没有非常好的NGO组织存在的土壤，再加上不理智的个人远多于理智的思考，信息的不对称，主流媒体的牵引力过大，往往是哪里国家领导人去得多，物资就往哪里去，结果导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扎堆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也对NGO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我觉得“壹基金”之类的尝试是非常有益的，NGO和志愿者组织的专业化，自上而下操作要远比自下而上来的合适。学校组织想要走出校园，没有初始的资金是非常艰难的。学生本来就面临这人生最大的考验，如何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要，如何得到最基本的社会尊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志愿者工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添头，很难成为主要方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国家的大型基金会，往往都是来自于一些富豪长期的大笔投入，本身已经开始了良性循环，每年的投资利润就足够志愿者工作所需要的开销，不得不说，这种模式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希望能够让学生组织走出去，那么，资金就成了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资金，才可能解决规模问题，才可能得到关注，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而大学生组织如何依靠自身的优势去获得资金，也正是我在尝试的话题，如果有幸能够做出一点点可能的成绩，我会专门探讨的。

其实，这所有的问题，我并不能给出什么太好的答案，而且相信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思考，毕竟大家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关注的目标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想在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片志愿服务精神蓬勃兴起的浪潮的今天，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我们还远远未够格；但能问的出来，却预示着我们正在思考，我们发现在行动的过程中依然有许多欠缺的东西。一切的答都始于问，所以才有了这篇文章，摆出一些问题，讨论一下，总结一下自己，也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说实话，只是抛砖引玉。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又一年志愿者岁月。